儒家思想最本质的特点
1、儒家思想最基本的内容
(1)、重人治：君民同乐的太平治世，一直是先秦儒家笃信渴求的乌托邦以及性善的理论基础，注重对人进行利导的礼治而不是对人实施纯粹强制的法治成为一种必然。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归纳为“内仁外乱”。孟子认为行仁政首先要重民，“民为邦本”继承并发展先贤的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观念
(2)、至诚之道，即事物的无蔽之状态，故一切道理都本真地显现，正因此才能够“前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理论的彻底性，就在于它摆脱了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的束缚和局限，而使历史的本真性得以呈现，因而能够对未来作出前瞻性的“筹划”，此正是所谓的“前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对未来具有足够的筹划能力和预期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哲学超越了意识形态这一“虚假意识”之遮蔽，从而实现了“回到事情本身”。
(3)、儒家的教育观主要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核心,论述如何加强统治阶级思想道德教育及人生价值观教育问题。
(4)、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
(5)、惠特曼的自我是具象现实中的自我，与爱默生的自我显著不同，与儒家传统中关注现世存在的人却有共通之处，因为惠特曼个体相似性的基础与儒家对人之共性的“道”“理”等的思想类似；惠特曼的自我就存在于自我与包括身体、自然、他人、群体等一切他者的关联之中，所歌颂的自我是“多极一体”的，同时也是过程性的(becoming)，生命向一切可能性敞开怀抱，一切可能性塑造着生命。但说惠特曼受到过儒家思想的影响却是没有证据的。1856年，梭罗拜访惠特曼时提及后者创作中的东方色彩，并询问有没有读过东方人的著作，惠特曼的回答是否定的(22)1当然，与儒家有差别、有等级的爱相比较，惠特曼呼唤一种更广泛、无差异的爱。肉体、草木等万事万物，死亡、性爱等现世体验，工人、农民、甚或卖淫女等众生相都在惠特曼的笔下与神圣的灵魂并驾齐驱，众生平等。惠特曼的群体是鲜活个体的集合，拥有肉体、灵魂独立价值的个体集合。儒家角色伦理虽然重视个体修养，但个体修养的基本目的是实现群体的社会功能，所以没有象惠特曼这样高度渲染个体的重要性。儒家角色伦理寻求的是所有个体各守其分，构建和谐，而惠特曼寻求的是所有个体各显其能，同样达到和谐。两种思想的汇通互动或许会产生一种更好的个体与群体关系模式。
(6)、对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来说，没有儒家思想，会容易出现不稳定和不团结，难持续；而过度看重儒家思想，会出现过于保守和中庸，没有创新力和创造力，无法发展。无论是国家和文明发展，企业管理，还是做人，我们都需要根据当时的状态和目标，把儒家思想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保持阴阳平衡，才能稳定发展。虽然经历过上个世纪的大运动，但我们普遍还是过于相信和依赖儒家思想，过于相信中庸和柔性的重要性，缺乏创新力和创造力，甚至容不下有创新力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改变，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难成大业。中国民营企业中，唯一能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劈荆斩刺的华为，最著名的企业形象就是狼文化。如果他们也把儒家思想放在第一位，就不会有狼文化，中国就不会有华为。
(7)、如果说克商夺权最根本的是靠“仁德”二字，那么巩固政权就更不消说。武王克商之后，进一步实行一系列为儒家称颂不已的仁政举措：他先释放了被纣王囚禁多年的箕子，“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散鹿台之财，发鉅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然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史记·周本记》)。
(8)、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9)、“儒以修己为体，以治人为用”(《阅微草堂笔记》卷4)。礼起作用的办法无非是加强个人修养和自律，要求每个人用等级和名分严格克制自己，即所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这句话最能阐明其精神实质。按照“自卑而尊人”的礼制要求，每个人天生要服从等级安排，臣要对君尽忠，子要对父尽孝，妇要对夫尽顺等等，实为“三纲”谬论的滥觞。
(10)、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封建正统文化，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用意很深，也很成熟和老道。然而，越是成熟的文化传统，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保守性，越会趋于僵化、偏执，面对外部挑战的应变能力也就越差。汉唐是中国除先秦之外文化上最为开放、儒教影响最为薄弱的时代。到宋明时期，理学盛，国运衰，中国不复汉唐雄风，版图愈益缩小，西北边患愈演愈烈，儒家保守的治国思想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愈益失去兴趣，该争的利不争，一味主张向内收缩，闭关锁国，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只采取被动守势。比如，1395年，朱元璋在其发布的《祖训》中提出了一份“不征(即不与之来往)之国”的名单，大致包括朝鲜、日本、大小琉球、柬埔寨、越南、泰国、马来亚等国。万历年间正是西方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的时期，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大肆进行海外扩张，而与之同时的明代却愈加闭关锁国。从当时的综合国力来看，明代中国远远超过西方各国，炼铁产量、船舶吨位及城市人口都居世界前列。1405年，郑和下南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近一百年，然而由于儒家保守的治国思想，明王朝却甘心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海上霸权，且下令禁止建造远洋船只，郑和的航海资料也被付之一炬，从此中国势力不复触及海外。而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海军的发展与夺得制海权，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至为重要。可惜，我们把千载难逢的机会都丧失了!
(11)、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12)、公元前1046年1月，万众一心的周人在姬发、姜子牙率领下，会同天下诸侯，与商纣王的十七万大军展开决战。商军数量虽多，可是人心怀怨，士无斗志，未等交战，前锋部队突然倒戈，攻入城中!商纣王子受辛众叛亲离，只好登楼自焚。这是周人坚持实行仁德政治带来的最伟大、最辉煌的胜利。
(13)、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14)、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
(15)、我们这次学术会议，要研讨“全球化时代儒学走向衰落还是繁荣”的问题，这中间就会涉及如何认识儒学的特性、价值和前途等问题。我想大家对这些问题都在进行思考，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学者、政治家和其他人士也会在关注和思考。
(16)、无论是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人性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预成与生成的张力和统一。 人性论从原初性的意义上规定了理想社会的愿景，在儒家那里是“大同社会”，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则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自由王国”。
(17)、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所谓“天人合一”，也就是人的自然化(天)和自然界的人化(人)的历史地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这两个方面乃是历史地统一的，人的自然化的充分实现，恰恰就是自然界的人化的证成。当然，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内在统一的达成，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是可能的。
(18)、很多人认为儒家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有着很多的变异。其实这种变异是把儒家精华的内容进一步地提升和创新，并与其他诸子百家积极的一面溶合在一起，以达到治国平天下，成为封建专制的正统文化。
(19)、“在中国具体化”或者说“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民族化”或“本土化”。而“民族”这个概念首先是文化学的。一般地说，“中国化”应包括时代化和民族化这样两个维度，但那时所针对的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因此更加强调并突出中国化的民族性含义，这是由其特定历史语境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本身，以及对这种进程的反思，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的类比、比附到会通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基于“异同之辨”，进而超越“同异之辨”，上升到实质性的融会贯通。作为结果的会通，乃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融合”，亦即创造性的“融合”。另外，“马克思主义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这意味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思能力和理论武器，来“反刍”并“消化”中国革命实践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而理论的相对滞后，造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反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欠缺。
(20)、非洲为什么贫穷、落后？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法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就无从谈经济发展。
2、儒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1)、钱茸，《中国传统音乐的含蓄美倾向与儒家文化》，《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04卷，24-28页
(2)、“礼制”是“仁政”之外儒家学说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仁政”是对上层统治者讲的，在两千多年的极端君主专制统治面前，尽管“仁政德治”往往只是一种“美好愿望”，但它对教育皇帝和各级官员仁慈爱民、抑制暴政多少有些积极影响。而“礼制”则不然，“礼制”是对全社会各阶层人讲的，各阶层有各阶层应该遵循的礼，“守礼”就是要“守名分”——守“尊卑贵贱”等级，否则就是逾制、僭越和违犯礼法，因而全是腐朽、反动和害人的东西。
(3)、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
(4)、强调“做”的绝对原初性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共同取向，也是它们的基本姿态。这一原初基础，分别把它们引向了人本学立场。
(5)、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尚书·周书·蔡仲上》。
(6)、工业时代，机器自身没有智能，它不会自我升级和发展。但机器人不同，它能自我升级和发展、自我思考、自主决策……它不再是机器，它是人——只是没有血肉和感情。它具备人的大部分能力，甚至超越人的能力，他能快速升级迭代，他们的社会将很快比人类更复杂、更先进、更高效。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和互动绝对不同于人和机器，所以未来的世界将完全不同，是一个全新的文明。一个很简单的证据，人与机器不需要考虑如何共处，因为它们永远不会主动与人沟通和互动；但是机器人却不是，未来我们不但要考虑人与人的沟通和互动、还需要考虑人与机器人的沟通和互动。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类似于一个新人类加入了地球文明。甚至它们具备毁灭人类的能力和可能，但是我们却无法阻止它们的到来。所以我个人认为与其说是工业0，不如说是文明0。原始文明/没有工具、奴隶文明/使用工具、农业文明/耕种、工业文明/机器制造，人机文明/智能机器人，每一次都是人类工具和生产力的极大提升。
(7)、当然，仁政德治的思想实践并不起于周代。自从国家政治产生之日起，执政者对部属和民众的管理态度就有仁、暴之分。中华民族从轩辕黄帝算起，到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两千二三百年的文明史，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对上古两千多年历史的追述中发现，黄帝以后，特别是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都是一脉相承的“仁德之君”。所以，儒家把他们作为人民爱戴的理想君主和统治者学习的圣人楷模，加以赞美和推崇;同时则把夏桀、商纣作为残暴不仁的最大典型，加以诅咒和鞭挞。其扬善惩恶、警示后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就有了专门对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所代表的仁政德治思想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阐述的儒家学说诞生。由于孜孜不倦，笃于此事，以致“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八个大字，成为儒家学派最基本的特征。
(8)、情商高的人才能长久，这个观点其实并非美国人发明。我服务过的一个企业的老板就曾苦口婆心的劝告我做人要圆滑、柔韧，给我讲了老子关于舌头和牙齿的故事。所以其实中国古人就已经明白做人要柔，要高情商，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中国流传了2千多年。正因为这本身就是今天中国的普世哲学，所以很快等到全面的认同和发扬光大。
(9)、对于儒家极力倡导的“孝道”，我们今天也不应该盲目赞赏、肯定和照搬。应该承认，“忠孝”观念作为农业文化的产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人口是当时生产力的决定因素(那时，人口是第一生产力)，“不孝有无后为大”。“孝”这一道德规范的作用之一就在于保持家庭的稳定、促进人口的增长，但更主要的精神是子女对父母必须绝对服从。绝对的服从就是绝对的专制和奴役。
(10)、(5)Foucault,M.,TheHermeneuticsoftheSubject:LecturesattheCollègedeFrance1981-1982,ArnoldI.Davidson(ed.), GrahamBurchell(trans.),NewYork:Picador,200
(11)、“互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建构过程，是一种辩证法意义上的扬弃。从文化的深层背景看，这个过程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互改变的可能性，意味着两者的深度融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实现，也是这种会通的确证。
(12)、儒家所主张的朴素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实践辩证法具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
(1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
(14)、个人主义传统在西方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但是这种以抽象本质而非具体实践为个人定性的传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即怀特海所谓“错置具体性谬误”(fallacyofmisplacedconcreteness)——把抽象、形而上的理念误认为实在、具体的存在(6)这种谬误的代价首先是抽象与具象之间的脱节，形而上原则、真理被置于首要地位，而人的具体生活经验价值被消解。这也是爱默生思想备受质疑的地方。其次，从社会政治角度讲，在其二元对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中，自我通常被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白人男性所界定，并与各种他者——他人、自然、社会、女性、同性恋、被殖民者等处于对立冲突之中。简言之，自我为他者立法，替他者发声，他者被淹没在自我的凝视之中。问题还不仅仅在于他者的湮没，因为，处于中心的自我也因他者的缺失而陷入唯我主义的陷阱，恰如那神一般的亚哈，极端自我的后果就是葬身大海。此外，抽象虚幻的超验真理无法提供指导现实行动的伦理原则，而只能提供基于“直觉”的抽象伦理原则，因而往往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恰如麦金太尔所言：“各种道德虚构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它们都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客观的、非个人性的标准，但它们无一成功，而且，就因为这个缘故，在其可疑的意义与实际的使用之间必然出现脱节”(7)对个人主义的一味追逐对二元对立中的自我与他者而言都是陷阱，这的确是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弊端，在美国文艺复兴作家的思想中都有体现，如爱默生对抽象“善”的宣扬以及对现实“恶”的无视等。
(15)、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16)、(17)浦立昕：《论儒家思想对梭罗的影响——从“安贫乐道”到“自愿清贫”》，《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第112-116页。
(17)、周礼当初就是极其繁琐的。武王克商之后，周公最重要的政治贡献之一就是立即着手礼乐制度建设，以确立新的统治秩序。他先根据周制，把夏、商流传下来的诸多礼节改造成“曲礼三百、威仪三千”，形成一整套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交际往来必须遵守的极为细密的礼仪制度，可谓繁琐至极!这些礼制分为吉礼(祭祀礼仪)、凶礼(丧葬礼仪)、军礼(行军打仗、田猎、阅兵礼仪)、宾礼(诸侯朝见、聘问、会盟礼仪)和嘉礼(婚冠、生育、庆贺、宴会礼仪)五大类，并根据贵族们不同的身份地位，配上不同等级的礼仪和相应的音乐，形成一套繁琐的礼乐制度，以体现贵族等级区分。此外还制定了极其完备的田制、官制、禄制、乐制、法制、谥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典章制度。后来的儒家学者统称之为“周礼”或“周公之典”。
(18)、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19)、 中学生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探究倾向，进行哲学式的思考与探究，可以帮助他们明晰思想，优化思考，提升思维，从而更好地认识自我、发现世界。哲学论文写作是训练自己思维的重要方式。先验思维将陆续推出本届中学生暑期哲学课堂的优秀论文，展示当代中学生的思维深度和研究潜力，并将邀请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为学生论文进行点评，给予进一步指导，为中学生的哲学探究提供更为专业的示范。
(20)、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在人性论问题上也有相通之处，在预设上都强调人的超越性的一面，也即人的社会性对作为肉体存在物的人及其自然属性的超越。
3、儒家思想最本质的特点是
(1)、孔子在解释仁的本质时指出，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因此，仁的标准就在自己心中，人作为道德的主体，按自己内心的愿望去行事，而不是受外界强制性力量的约束。实行仁是高度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同时又是一个人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2)、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
(3)、但到了阶级社会，礼逐渐为统治者所利用，主要蜕变为防止诸如以下犯上、为臣不忠等，则大大增加了礼制作为驯服工具的作用，这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极为有利，因而数千年来统治阶级和儒家卫道士才不断强化“礼”的神圣性，无疑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但我们还应该看到，“礼”的基本精神就是“退让”或“礼让”，没有“退让”就没有礼，即所谓“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这很符合农业民族的保守性格。与富于进取精神的西洋文化相比，这种以“退让”为基本精神的“礼仪文化”，对民族性格和历史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到十九世纪，两种文化直接较量的结果就是明证。
(4)、《论语》载“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其此处“天”就有天意不可违、天主宰一切之意。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为不桀亡”(《荀子•天论》)。虽然通常我们理解儒家的“天人合一”观点带着一些神学的“天命论”思想，但荀子在《乐论》中也曾提出这样的音乐审美体验：“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万物”，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儒家音乐观中也具有类似于道家“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观。
(5)、给创新者一条生路！给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异类一条生路！为你，为企业，为中国！不要为了自己一点私利，毁了整个环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伤害他人，最终会伤害你自己！
(6)、宗法社会最怕发生男女关系问题，因此儒家对这种“男女之大防”特别用心，一直有“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等缺乏人性的道德禁忌。如《礼记·曲礼》规定：男女不杂坐，不互言内外，不互相授受，不能握手，不同行路，不同手拜(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不同用器，不同寝席衣裳，不同乞假，无烛不夜行，男女无媒无币不相交亲，男女丧服不同，不相问病，非有大事不入家门，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女各为伯仲。幼童也要男女有别：“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女子十年不出。”(《礼记·内则》)。寡妇必须守节，不得再嫁，不得夜哭;寡妇之子不可为友;嫂叔婶侄不相抚问;亲子同胞不得聚会;夫妻也不得随便接近，等等。如此严格的“男女有别”不近人情不说，恐怕自古无人能够真正做到!人们都说中国人很“封建”，但背地里却三妻四妾、生出十几亿人!
(7)、前面我们分析过，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属于保守、维持的，也就是阴阳之中的阴属性。在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中，她起到的作用是安定、团结、维持、防守的作用，让中国文化能延续得更久。
(8)、儒家学说除了鼓吹“忠孝”以外，也主张“重义轻利”。当初在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的礼制时代，为了防止生民争利，周文王及周公等岐周政治家，权以“重义轻利”为号召，进行正面教育和劝导。不幸这种“权宜之计”竟被孔孟等儒家分子僵化为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和治国经邦的绝对原则，什么“子罕言利”(《论语》)，“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等等，未免虚伪、迂腐、僵化而有害。至如《论语》竟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言一出，数千年间，谁也不敢公开言利，以免被目为小人!直至近代，这句咒语仍然是儒家顽固分子打击洋务运动的有力武器。
(9)、孔子等使命感、正义感很强的儒家知识分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寄望于当权者实行“仁政”，也就是“先王之政”，以恢复岐周时期的和谐社会秩序。所以，他最痛恨诸侯、卿大夫“以下犯上”和破坏秩序的“僭越”、“非礼”行为;同时也从维护贵族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告诫统治者要以仁德服民，宽简为政，轻徭薄赋，爱惜民力，减少刑杀和暴政、暴敛。他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成最理想的君主和各级长官楷模，把他们的政治当成最理想的政治，就是儒家津津乐道的所谓“仁政”或“王道”。只要推行和恢复这种“仁政”或“王道”，使“天下归仁”;只要大家都能达到“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人皆为尧舜，个个成为君子”，这个社会当然就太平无事了。这当然是一种最诱人的美好愿望。
(10)、不难看出，岐周文化最突出、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就是以“仁政德治、亲民至善”为核心的“岐周政治文化”和以周礼为社会礼法规范的“礼制文化”，这些后来分别成为儒家“仁政”和“礼制”两大主要思想内容。
(11)、如果你认同这篇文章的思想，请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正确认识和处理儒家思想的影响力，让我们共同为中华文明的再次崛起贡献微薄之力。只有中国变得更好，我们个人才能变得更好。别再整天只知道看李诞、高晓松这些人的节目，搞风花雪月的故事他们这些人行。但中华文明要再次登上世界之巅，靠这些人是不可能的。
(12)、总之，儒学所具有的这些本质特性是十分宝贵的，是儒学的精髓所在。它们赋予了儒学长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引领和推动着儒学不断地为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13)、本文在将美国文艺复兴三杰的“自我”书写与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并置考察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爱默生以个体为圆心，外物为圆周，重视超灵、灵魂，而轻视具象外物，追求一种抽象道德主体；梭罗的个体走出圆心与圆周融合，寻觅自然之道以养成自然性具象道德主体；惠特曼的圆心与圆周物我齐歌颂独立个体，但实质却塑造群体性具象道德主体。他们“自我”书写中的一个大致走向是，自我逐渐从个人内在性走向社会外在性，自我与抽象精神的认同也逐渐转向自我与具象他者的认同,这一趋势与儒家角色伦理对自我的社会外在性和对具象家庭、社会伦理角色的重视有一定的共通之处。西方个人主义在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中达到高潮，其中所潜藏的社会、伦理、政治问题已然引起爱默生本人、梭罗、惠特曼、霍桑和梅尔维尔等人的反思，并试图解决个人主义内在性与外在性、抽象性与具象性之间的矛盾。但是，对个人主义的纠偏历经两个世纪，时至21世纪尚未得到解决，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因这一问题的悬而未决，美国哲学家安乐哲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提出借助儒家角色伦理学帮助西方走出个人主义困境。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共同体等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在西方传统中一直存在，而在中国传统中却没有那么显著，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人际和谐的儒家角色伦理紧密相关。西方思想家在面对个人主义困境时转向东方智慧寻求出路，而提倡具象人际联系和角色实践的儒家伦理思想成为首选思想源泉便在情理之中。在这一点上，21世纪的安乐哲如此，19世纪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有意无意中也走过了同样的心路历程。梁漱溟曾认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是三种基本精神不相同的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进展的三个阶段。首先是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但深入之后其矛盾和困难逐渐暴露,以至毛病百出,苦痛万状；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原来的道路,要求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23)本文的研究结果在“自我”问题上支撑了梁漱溟之见。但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如此强大，思想家们希冀的“后个人主义”主体还远未成为主流，儒家哲学在后疫情时代世界文化新秩序形成中的意义和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发掘。
(14)、但更普遍的是，礼作为氏族成员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主动“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谁是谁非则是次要的)，从根本上预防一切争端和犯罪。诸如防止氏族成员之间不和睦、防止一味争利而忘义、防止淫佚而乱于族、防止同姓通婚、防止不尊重长官、不孝敬老人等等，这对维系氏族社会起了极大作用，当初不乏积极意义。
(15)、那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当中，起到开拓创造的阳属性的是什么呢？就是秦始皇之前的社会创新和创造力。别看今天的中国人缺乏创新力，秦始皇开创的社会制度是一次伟大的创新，领先欧洲一千多年。欧洲直到工业革命，创建了现代工业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奠定了超越中国的基础。
(16)、然后，说到天人，就必须要探讨一下“德”的问题。在儒家那里，德本身就是连接人与天的桥梁，天人关系就是通过道德实践去认识天命，比如“以德配天”“天生德于予”等词语。所以，天的主宰性还表现在天去监督、鞭策人的道德实践、行为规范，“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篇)，要想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就需要对“天命”有充分的认识。而要想认识天命和提升道德，又需要人的自身努力：“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
(17)、此外中国古典十大名曲中，《平沙落雁》、《梅花三弄》等5首曲目均以描绘自然风景或歌颂自然意象为题材，这情景交融的音乐美不仅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也反映了直到明清，孔子所言的“尽善尽美”的艺术审美精神依然存留于中华传统音乐作品的标准中。
(18)、儒家讲求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礼记·乐记》)“乐和同、礼别异”(《荀子·乐论》)，礼制使人们显现出等级的差别，音乐则使人们同心同德。这很好地说明了乐服务于礼的样态：乐“入人也深，化人也速”，音乐本身具有感染力强的特点，使人与人在社交时氛围融洽，体现出统治者的威严，从而归顺于“礼制”的等级划分，有秩序地进行社会活动。“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庄肃则民齐而不乱。”(《荀子·乐论》)
(19)、儒学作为一种“前见”，不能不充当中国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先行有效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它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倒恰恰是条件。
(20)、儒家的教育观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不断结合和深化的过程。对世人的价值观影响深远。
4、儒家思想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
(1)、 美国：赶走英国殖民者之后一场内战统一全国，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建立起至今最优秀的社会制度，包容和吸纳全世界的文明相互碰撞，开放的创新环境连续领导电气工业和电子工业革命。
(2)、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3)、(20)李永毅：《惠特曼草叶集>中的‘自我’观念》，《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55-58页。
(4)、孔子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他创办私学，使学移民间，开创了平民能够接受教育的新时代。先秦儒家除了学礼、义、信等知识外，还考察为政治国的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与统一。另外还重视“学知知之”和学思结合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上，孔子要求弟子应具有求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5)、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天人感应”“道之大原出于天”等观点，继承了先秦天人观，以法天为一切标准、准则，天以符瑞或灾异为奖惩，王朝应顺应五行，“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天比君王更至高无上。到了宋代，张载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西铭》)，不仅天人相通，道家“混沌”与自然无为思想也被引入，人、道德标准与自然界都依同一规律运行，人性是天道，而天人协调也是最高境界。而笔者认为，唐朝刘禹锡最清楚人与自然的辩证统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刘禹锡《天论》上篇)，看到了人与自然对立统着重强调人可以用“天”。
(6)、中国传统音乐在严格定义下，是采用中华民族固有方法、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形态特征的音乐。但我国流行音乐作为当今对我国人民影响最大的音乐群体，在现今西方音乐文化对我国音乐带来复杂影响的情况下，更值得我们从儒家的音乐观上对其进行反思。近年来，华夏文化自信在国民心中升起，我国当代音乐人也纷纷开始在流行音乐中注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作为音乐创作者，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我国传统音乐，了解它温柔的特性，和它重视国家风景、疆土山河、绘画意境表现的精神内核呢？
(7)、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8)、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
(9)、中国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内在地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它最直观地表征为人对大自然的顺应，进一步表征为境界意义上的天人和合，还表征为对“天道”的敬畏和遵循。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事实不得不令我们追问：究竟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10)、儒家特别强调和推崇“践履”和“躬行”。它是实践情境中的规定，其名词性弱化，动词性凸现。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它决定了“践履”这一实践品格构成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这种“体认”的姿态同马克思的哲学旨趣有某种相似之处。
(11)、当今世界已经入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各地区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联系空前紧密，各种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与日俱增；同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今天的人类社会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达到了古代世界完全不可想象的繁荣境地。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是，全球化也像所有的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与难题。例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消除和解决这些弊端与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社会今天创造和和发展的各种智慧与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世界各种文明以往所积累和储存的一切智慧与力量。毫无疑义，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儒学文化，应该充分挖掘其蕴集的丰富思想价值，结合全球化、现代化的实际，实现其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使之为改进全球治理，为消除和解决全球化、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与难题，作出更多的贡献。
(12)、但不管是早期的漠然还是后期的释然，爱默生思想中我他关系基本是一致的，作为灵魂的“我”的中心主体位置一直未曾改变。但是，另一方面，爱默生个人主义背后有一个取消个人独特性的一致性倾向，如皮斯所说：“一般认为，自我依赖(self-reliance)强调自我权利在社会权利之上；这带来一种对自由的负面理解，视其为脱离任何一种限制。但事实上爱默生的思想并没有把个人权利凌驾于社会权利之上，爱默生的自我依赖指引个人和文化共同走向二者共通的内在性原则”(13)这一原则就是超灵，超灵是普适性的，个体是超灵的现实载体，或者是通往超灵的通道。因而，爱默生所强调的不是个体的特异性，而是个体通往超灵途径的个体性。个体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可以达成共同体的，因而其“理想的美国”就有了可实现的个体基础。马西森也持有这种观点：使爱默生没有走向极端个人主义的是“其思想中所有灵魂普遍平等的宗旨：‘最高启示是上帝就在每个人之中’”(2)可以认为，爱默生这一思想是有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图的，其真正寻求的是社会的统一而非个体的独立。因而，恰如诸多论者所言，爱默生看似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的背后隐藏着寻求社会共识的一致化追求。
(13)、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14)、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几千年来，为历代儒客所尊崇。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它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15)、梭罗在重视西方传统中“我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之外，同样重视儒家传统“我怎么做”的实践性问题，主张“在遵从自然本性的基础之上，加强自我修养，保持心灵纯净，从个人身体内部来生成‘道德自我’”(16)而生态自我则是走向道德自我的有效途径。梭罗认为，在他生活的时代，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扭曲了自我与自然、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改变这种扭曲状态在梭罗看来依赖于个人的道德实践和自身修养，进而影响他人，爱默生式的纯粹抽象思辨被梭罗改写。梭罗在主编超验主义杂志《日晷》期间，推出了较多孔子语录，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其个人伦理思想的形成不无关系(17)1儒家角色伦理重视实践中的个人内在因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和起点就是个人修养。“仁”这一儒家核心概念强调“由道德自律达于心灵自由的义务伦理”(18)个人的修养和道德自律就来自于人际互系和角色实践。既然人际关系已被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扭曲，回归自然以求人际关系和角色伦理的理想状态就成为梭罗的道德实践。有学者认为，“梭罗赞赏自我依赖，并从个人道德良心的角度来阐发个人主义。儒家思想注重道德良心，强调自我修养，梭罗个人主义源出超验主义思潮，和儒家的个人主义思想有所不同，但二者在注重道德良心、强调道德修养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17)1梭罗思想已然有了脱离爱默生式“单极一体”的自我模式，走向儒家传统“多极一体”的特点。
(16)、不幸的是，如今却有不少“好古”的学者提出“复兴儒学”的口号，起劲弘扬孔子学说，发誓要“继绝学”。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现代私塾，让小孩子穿着大褂，摇头晃脑地读《三字经》、《孝经》之类的东西。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和文明成果却显得底气不足，总觉得这是我们对手的东西，怕被“西化”，怕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吃掉了，这实在是当年清朝顽固官员的心态!
(17)、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18)、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19)、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多年，激进的思想文化运动，举国上下的批林批孔，儒家遭到了批判和攻击，这是一场文化的浩劫。但是儒家并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儒家强大的文化阵容，并不是蚍蜉撼树能所动摇。
(20)、作者| 何中华，山东莒南人，1962年生，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
5、儒家思想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
(1)、这揭示了为什么我国传统音乐作品在听觉上给人的直观情感体验总是“平和恬淡”的。同时，“中和”的音乐观还体现在创作者的创作手法上，“曲与词和，声与情和，音与调和”是贯穿于中国传统音乐创作中的核心。
(2)、如果说儒家的三纲是等级制度，但是等级制度并无大错，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等级制度，都不可能人人平等。人的能力有大小怎能平等，关健是带领我们的领导者必须是人民的好公仆。以民为本，为民谋福利，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就是和平盛世。有着这样贤明的君君臣臣，乃是万民之福。
(3)、当今世界已经入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各地区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联系空前紧密，各种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与日俱增；同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今天的人类社会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达到了古代世界完全不可想象的繁荣境地。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但是，全球化也像所有的事物一样，有利也有弊，是利弊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它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与难题。例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消除和解决这些弊端与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社会今天创造和和发展的各种智慧与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世界各种文明以往所积累和储存的一切智慧与力量。毫无疑义，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儒学文化，应该充分挖掘其蕴集的丰富思想价值，结合全球化、现代化的实际，实现其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使之为改进全球治理，为消除和解决全球化、现代化中存在的弊端与难题，作出更多的贡献。
(4)、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两次运动对当时的文化和文明造成了破坏性打击，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之后不久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次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那场大运动。同样是破坏和打击当时的文化和文明，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用处却刚好相反，但都是为纠正中华文明发展的不平衡，都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转折点。秦始皇的目的是消除不稳定和战乱，建立和平、秩序和稳定，开启了中华文明2千年的辉煌灿烂。因为那个时期中华文明处于阳盛阴衰的状态——遥遥领先却极度不稳定。而上个世纪的那场运动，却是试图消除过度保守的思想和旧秩序，鼓励创新和创造，以便重新实现中华文明发展的阴阳平衡，因为这个时期中华文明处于阴盛阳衰的状态——极度落后却又极度稳定。
(5)、从儒学的核心内容来看，它具有哲理化与神学化双重趋向的特点。儒学主要是一种“人学”或曰“人本哲学”，十分自然，人的问题特别是人性、心性问题，必然成为儒学探讨的核心内容。
(6)、治国像治病，如果把礼治比做“未病先治”的中医，那么法治就是“病而后治”的西医。“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据说，礼是治本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法是治末的，只在人们犯法之后才处罚。儒家因此表现出重礼轻法、以礼代法的片面倾向，即便对已经犯有罪错的人，也主张教育者用自己的善行去感化对方，法制在儒家学说中是没有地位的。
(7)、大家人都知道和认同我们正在迎接工业0——智能制造。但我认为机器一旦加入智能，变成机器人，是一次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开启一个新的文明，而不是新的工业。
(8)、周公的这些礼乐制度和礼治思想，当初可能紧扣现实政治，“末尝离事而立言”。但时代变了，儒家死守所谓“周公之礼”，脱离实际，盲目崇拜，出现极端化、片面化倾向，某些东西显得非常保守、落后、愚腐和不合时宜，这对民族精神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批评说，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
(9)、推行仁政是岐周政治家赖以翦商的根本政治策略。商纣王专行暴政，暴政的直接后果是失人心，失人心则失天下。武力处于劣势的政治集团，铲除暴政集团的最好方法手段和步骤是：长久争取人心，一朝武力解决。而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礼贤下士，实行仁政。
(10)、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四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开放包容；二是实事求是；三是经世致用；四是与时俱进。
(11)、中国文化认为以和为贵，而乔布斯却说能制造噪音的机器才能磨出美丽的石头，他鼓励团队内存在一定的摩擦和争执。在美国强调情商有预防过阳的作用保持平衡、维持稳定，但在本来就阴盛阳衰的中国强调情商就是雪上加霜。中国应该鼓励阳属性的冒险和创新，我们却在鼓励阴属性的保守和圆滑。
(12)、儒家从商亡周兴的历史巨变中，很自然地得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政治哲学信条，虽然不无道理，但后来将之僵化为教条，只讲“徳”不讲“力”则是迂腐的，况且周人克商并非完全没有“恃力”。
(13)、既然要恢复西周“仁政德治、和谐相亲”的社会秩序，统治者就不能施行暴政和动用刑罚，被统治者更不能“以暴易暴”、公然发起暴力反抗。因此，寄希望于“仁政德治”的儒家学派，不仅反对法制，也反对任何暴力革命，甚至包括“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汤武革命”，未免有些迂腐、僵化和反动。应该说，仁政并非一定要排斥暴力。因为暴力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正义的暴力能够使广大人民从残暴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正是“天下之至仁”。十分务实和现实的歧周政治家完全懂得这个道理。史籍记载说：“王(武王)问周公曰：‘天下以殷为天子，以周为诸侯，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周公曰：‘攻礼者为贼，攻义者为残，失其民者为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乎?’王曰：‘善!’”(《通鉴外记》卷三上)。可惜伯夷、叔齐和完全僵化的后世腐儒并不明白此理。倒是孟子大胆继承了周公的这一革命思想，遂有千古精辟之言：“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残贼之人”朱元璋皇帝最痛恨孟子的这句革命理论。而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指斥武王伐纣是“以臣伐君、以暴易暴”，因此竟“不食周粟”、饿死首阳!这种僵化、片面和迂腐的怪诞思想行为，与世格格不入，丝毫不值得称道，但却深得同样片面主张“去兵”的孔夫子、韩愈等大儒的欣赏。毛泽东曾一语剖判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那是颂错了。他还高度评价说：武王伐纣是“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四卷，第1495页)。
(14)、无论个人、团体还是国家，总是有欲望和利益追求的。而儒家从维护等级礼制的需要出发，认为人的欲望是社会的乱源，主张限制欲望，提倡“君子谋道不谋食”，只有放弃欲望和利益，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宋儒更是明确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口号，完全是逆天行事。其实，人欲或物欲不能灭、也灭不了，人都有过好日子的欲望，过上好日子还要过更好的日子，欲望永无止境，这是人的天性。人类没有欲望简直不可想象，没有欲望就会什么都不干，有欲望人们才会努力创造，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法律只须对不正当的欲望和不正当的手段加以抑制就可以了，何至于像极端冷酷的儒家分子那样竟要“灭人欲”!
(15)、(9)Gura,P.E.,AmericanTranscendentalism:AHistory,NewYork:HillandWang,200
(16)、儒家思想的第一个要点是：仁爱。儒家的仁，同道家的道，佛家的空一样，一个字体现了儒家的全部思想内涵。
(17)、可悲的是，春秋战国以后，尽管时代变了，但两千多年来，主要由于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鼓吹复古守旧、“忠君敬上”的儒家礼制思想观念，却在封建官僚士大夫头脑中不断得到强化，致使中国封建社会极其保守、僵化、愚昧和落后。至如明清时代，朱熹的信徒竟认朱子之书为神圣不可侵犯，后人不必再去著书立论。明儒薛瑄说：“自考亭(福建考亭书院，朱熹著书讲学之所，这里代指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薛瑄传》)。“濓洛关闽之学，一日不可不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学，则非矣”(《读书续馀》)。“四书五经，周程张朱之书，道德正传，舍此而他学，非学也。”(引自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如此僵化愚顽的思想观念统治中国，直至清末尚难破除，实为世界其他民族所罕有!近代中国焉能不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18)、不过，古公亶父只是创建岐周文化的先驱，后来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姬旦才是集大成的杰出代表，因而也才成为孔子及其儒家极力推崇的千古圣人。从古公亶父迁居于岐山脚下的周原沃野，中经季历、文王姬昌，至武王姬发，大约一百二十年。古公亶父死后，儿子“季历(文王之父)立，……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史记·周本纪》)。是即季历仍能施行先王仁政，附近的部落相率以归，使周邦更加强盛。商王文丁(商纣王的祖父)初以“西伯”头衔相笼络，仍感到威胁和恐惧，遂借故将其杀掉。
(19)、孔子的仁学标志着中国哲学思想中自我意识的开始。人作为主体取得了主动性和独立性，“自我”被确立起来了。这种作为主体的自我并非源自主客体的一分为二或人与自然的分裂，而是源自“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仁必须在人和他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但仁的起点和体现总是在个人自己身上。
(20)、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儒家思想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影响深远。这种思想文化的完整体系，固然由孔子创建于鲁国曲阜一带(这里恰是周公姬旦的封国)，但以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姬旦等“岐周先圣”为代表、以“仁政”、“周礼”为内容的“岐周文化”，却是孔子儒家学说产生的直接思想源头，是孔孟及整个儒家学派极为崇拜和称道的理想模式。而此前被认定一贯施行“仁政”的黄帝、尧、舜、禹、汤，也都是儒家推崇备至的伟大圣人。
(1)、(23)李维武：《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4期，第90-97页。
(2)、儒学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传统文化一样，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等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儒学文化时要坚持革故鼎新、择善而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照套照用。具体说来，就是一要采取有鉴别、有扬弃的继承态度；二要把握好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而不是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三要紧密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总结和吸取实践中的新鲜经验，使儒学文化的思想精华能够因时制宜地实现新的转化、升华和发展。所有从事儒学文化工作的同仁们应该注意贯彻这些原则。
(3)、——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新论
(4)、《中庸》学说是儒家建立的，其整个理论框架建立在“中和”(或“和谐”)的基础之上，其核心与归宿，则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一思想，在以后一些儒家学派代表人的论著中，表述得更为明显、直接。如公孙尼(约生于公元前798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嵇康(233～263)的“音专用有自然之和”,“声音以平和为体”，和周敦颐(1017～1073)的“溃”、“和”等。在音乐机理层面，我国传统音乐调式体现着“音音之和”与“旋律柔和”的特点。
(5)、周文王正是这样做的，且见善即行，立马就办。例如：“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文王曰：‘善!’对曰：‘宿善(赞赏某种善言却不尽快实行)不祥。’是日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刘向《说苑·政理》)。孟子也曾热情介绍周文王的仁政善举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仕者世绿，关市讥(检查)而不征，泽梁(在湖泊打鱼)无禁，罪人不孥(不株连妻子儿女)。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实行宽大政策，扶助弱势群体，正是仁政的本质体现。
(6)、因为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相互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之时，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等。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交相融合，促进了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形成。当佛学从外国传入中国后，它不仅能与之共容共存，而且将佛学引为自己鉴短取长的学习对象。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给它带来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7)、不是说西方文化都好得不得了，但其中确有很多东西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虚心学习和大胆接受。我们不必害怕外来文化淹没了民族文化。一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人数是否足够多和足够强大。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强大的民族，其文化是绝不可能被消灭的。日本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它的本民族文化也没有消失，何况有几千年文明史和十几亿人口的中国!
(8)、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过的古文明，能延续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中华文明经历过唐宋时期的鼎盛(虽然在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中，清朝才达到最高峰，但跟世界同步对比看，唐宋才是顶峰)，也经历过明末民初的落后。如前所述，甚至差点被日本灭国。为何会这样呢？
(9)、儒家思想对于音乐的重视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乐经》虽失传，但反映儒家乐理的著作《乐记》、《乐论》依然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音乐思想。“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此言奠定了“乐”在成长过程中被儒学“紧紧簇拥”的地位。
(10)、 统一的国家提供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到清朝皇帝宣布退位，大约2千年时间里面，中国虽然也经历了很多战乱，但跟同期的西方比起来，大部分时间中国还是处于和平状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这是中国经济能发展的首要因素。
(11)、又如哀哭本是最自然的，可是，儒家《礼记》、《仪礼》竟对主人主妇何时哭、如何哭，也规定了种种奇形怪状、十分详细的仪式，甚至哭多少声都量化、程序化了!若要严格执行，确实难以承受，出于无奈只好请人“代哭”。《周礼·丧大记》曰：“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代哭”亦称“助哭”。《仪礼·士丧礼》“代哭”下注曰：“代，更也。孝子始有亲丧，悲哀憔悴，礼防其以死伤生，使之更哭，不绝声而已。”此刻之哭，已经成为一种纯粹礼仪行为，而非自然感情的宣泄。就连崇拜孔孟程朱的宋儒罗璧，也很不以为然地说：“汉儒言礼，多不近人情，丧哭一主于哀而已。《礼记》曰：‘齐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小功缌麻，哀容可也。’释者谓‘三曲’，一举声而三折也;偯，声余从容也。夫哭而为折声、余声，是意不在哀，用哭为态也。如曰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妇人哭啼，皆区分无义。”(罗璧《识遗》卷5)。
(12)、(11)毛亮：《抽象与具象之间：爱默生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第151-166页。
(13)、(2)Matthiessen,F.O.,AmericanRenaissance:ArtandExpressionintheAgeofEmersonandWhitma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
(14)、抽象地讲，儒家的道德文化中有不少高尚的格言，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等，但更多的则是迂腐、虚伪、冷酷的东西，数千年来危害不浅。
(15)、在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需要达到阴阳平衡。
(16)、儒家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诚”。一般指天道的澄明，即天道的无蔽状态。同马克思所提示的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而达成的历史之本真性的复活和显现，在理路上存在着某种相互发明的可能性。
(17)、儒家倡“躬行”、崇“践履”的取向，决定了它必然注重“现世”。这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存在着某种义理上的关联。这并非简单的比附，而是深层意涵上的贯通，它显示出“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旨趣和归宿。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以哲学为对象的“谈论”，有的只是关于哲学式的实践的主张；换言之，马克思不是“说”哲学，而是“做”哲学。
(18)、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时代性距离和矛盾
(19)、儒家思想不仅是封建王朝的主导思想，而且其优秀成分与主流价值观融合而可能是当今社会的主导思想的基础，也可能是构成未来社会的主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华夏文明没有断层的根本原因。
(20)、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引申出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从来都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最终超越并克服阶级斗争，亦即为达到阶级赖以存在的条件之解构的手段和路径。马克思是以历史的态度去看待和审视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一过程必要的过渡环节和中介。正是在这一过程历史展现及其完成中，才能达到“人的本质”的“真正的现实性”，亦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由此，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现实主义的一面，有其强烈的现实感。就此而言，它决不同于那种道德感伤主义。马克思认为，处于异化状态的人，其本质是没有“现实性”的。因此，当异化尚未被扬弃时，“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只有当人的异化被历史地扬弃之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才能真正地来临并得以完成。
(1)、可以说儒家对于音乐的重视一部分归因于其对“君君臣臣”秩序社会的主张，另一部分则是儒家看到了音乐对于个人道德品行的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将音乐审美视作一个人修身、治学的最高境界。《乐论》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更是人们发泄情感，从而排除动乱的有利媒介，“民有好恶之情而无息怒之应则乱”。因而音乐具有调和情性、敦化道德的功能。
(2)、(7)(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8)(美)福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朱国钧、吴海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
(3)、儒家的中庸观念，一般被认为是反辩证法的、保守的、折中主义的，其实这是误解。中庸观念看似是静态的，实则不然，它是在动态中把握事物的“度”，而且是对一切变易的内在制约，变易的观念恰恰蕴含着“中庸”的规定。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所构成的“三一式”看，由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恰恰是走了一条中庸之道。这种中庸方法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左右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4)、(②)参见Bercovitch,S,TheRitesofAssent:TransformationsintheSymbolicConstructionofAmerica,NewYork:Routledge,1993；Pease,D,VisionaryCompacts:AmericanRenaissanceWritingsinCulturalContext, Madison: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
